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杨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919年4月，时年42岁的黑塞迁居于瑞士提契诺一个叫作蒙塔诺拉的小村庄。此时“一战”刚刚结束，虽然和平终于降临，但战争对黑塞精神世界的震荡远未结束。目睹民众的狂热以及民族之间的古老敌意，黑塞对德国乃至对欧洲精神价值的信仰都变得岌岌可危，加之身患疾病，第一任妻子米娅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的生活与家庭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由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剧变，黑塞在创作上也一度失语，面临转折的隘口。

黑塞（1877.7.2-1962.8.9）在纽伦堡

内外交困的黑塞来到偏远的蒙塔诺拉，既是避世，也是为了在孤寂中重归思考，试图缝合身心与世界的巨大裂隙。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黑塞屡屡提及自己所求诸的三种让生命再度通向丰盈的路径，即自我意识、东方思想和绘画，它们分别代表了黑塞向内心世界、外部文明和艺术世界的探索。

壹 深心中的自我

黑塞认为，民众之所以如此容易被煽动，随波逐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聆听内心的声音并严肃思考这种声音的要求。而聆听内心，便要直面并接受人性中的黑暗和冲突，对黑塞本人的创作而言，这意味着风格的转变。1919年秋，他在致好友卡尔·泽利格的信中说：“……承认那些混乱、狂野、本能，承认我内心的‘恶’。我失去了从前和谐、美好、温和的写作风格，必须重新寻找写作的风格，必须与那些内在未能解决的古老问题厮打”。这一转变的直接反映就是小说《德米安》。

黑塞的早期创作继承了浪漫派的审美风格，充满古典时期的美与诗意。《德米安》的写作始于1917年，到1919年黑塞搬到蒙塔洛拉后出版。小说开篇伊始即是两个世界的强烈冲突，一个明净、美好而秩序井然，另一个则满是黑暗、残酷与失序堕落，少年辛克莱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引领他走出焦虑困惑的便是对自我的坚守。黑塞本人也意识到，风格的转变会对他的读者产生巨大冲击，于是在发表时谨慎地使用了“埃米尔·辛克莱”的笔名。当荷兰作家蔼覃写信质疑这部作品中包含的“丑恶和敌意”时，黑塞答道，《德米安》写的是“人格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有价值的是对自我的忠诚”，他“宁愿与所有魔鬼厮打而不接受传统惯例的满口谎言”。也正是在这个立场上，黑塞将《德米安》称作“第一部本质上的新书”，以此为起点，他的写作开始向人性深处更为幽暗隐微之处进发。

黑塞笔下的“自我”包含了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要求个体忠诚于自身独一无二的禀赋，这在后来黑塞写给儿子布鲁诺的信中阐述得最为淋漓尽致。黑塞列举19世纪初法兰克福布伦塔诺家族的例子，家族里的孩子只有老大头脑简单，其他个个都极具天赋，可那些天才的兄弟姐妹之间常有乖张之事发生，只有老大“浑身散发着平和与善良的光芒”，成为家族不可或缺的存在，可见愚笨之人也有与生俱来的意义与任务。黑塞希望布鲁诺不要去追随无法企及的榜样与样板人物，重要的是找到自我，“在生活与行动中尽可能完全、纯粹地展示天性”。

真正的自我是具有价值判断的。“一战”前夕，尽管意识到呼吁和平与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甚至会让自己名誉扫地、失去地位，乃至与家乡的关系决裂，黑塞仍然坚持发声，因为他必须听从内心深处的感觉。在黑塞看来，真正的自我是由人的良知塑造的、向善的、能够辨明是非的，寻觅自我必然不会是自私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对自我的坚守便会产生抵御集体狂热的意义。

自我还与宗教哲学相联系。1920年，黑塞在致好友海伦妮·韦尔蒂的信中写道，“这个‘我’，并非个体的我的感受与境况，而是每一条灵魂最深处本质的核心”，是与永恒相联系的，或者说，每个人都与永恒分享着最内在的自我。因此，寻觅自我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不矛盾，因为“寻觅真正自我的人，他同时也在寻找全体生命的准则”，找到自我也就意味着找到了生命的本质。

有趣的是，黑塞将这个自我与印度人所说的“阿特曼”等同起来，也认为这和老子的意思殊途同归，这表明他在向内求取深心的答案的同时，也在试图从外部尤其是东方文明引入纾解危机的方法。

贰 东方理想

黑塞对东方的最初印象来自他曾在印度传教的外祖父赫尔曼·贡德特。19世纪的印度次大陆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构成，如果考虑到在英国殖民者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在地理上实现过南亚次大陆的完全统一，今日印度的一个邦区、一座城市那时很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我们便能理解贡德特面对这个文化万花筒时所产生的惊讶和迷恋。贡德特学习过孟加拉语、印地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等多种语言，从东北部的加尔各答到南部的马德拉斯，他的足迹遍布次大陆的山川，最后落脚于南部城市塔拉斯塞尔伊（Thalassery）。在那里，贡德特又对当地通行的语言马拉雅拉姆语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编纂了马拉雅拉姆语的语法书、马英词典并将《圣经》译为马拉雅拉姆语，总共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至今塔拉斯塞尔伊仍然立有塑像纪念这位印度学家和语言学家。

塔拉斯塞尔伊位于今天的喀拉拉邦（Kerala）。笔者在印度工作期间曾经参访此地，整个邦区濒临阿拉伯海，南北狭长，河流纵横，椰林婆娑，是印度风景最为秀美、思想最为开放、商业气氛最浓的地区之一。鲁西迪的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主人公的母亲便生于喀拉拉邦科钦一个巨贾之家，这个家族的财富来源于将东方的香料运往欧洲，而信仰基督教的母亲与信仰犹太教的父亲的结合，象征着多元文化驳杂的交融。后来阿兰达蒂·洛伊横空出世夺得布克奖的《微物之神》背景也设置在喀拉拉邦的戈德亚姆，故事中的木匠维鲁沙正是一个说马拉雅拉姆语的基督徒。在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它们与赫尔曼·黑塞的外祖父之间的隐秘联系。

喀拉拉邦的椰林，黑塞的外祖父曾在该邦生活多年

黑塞小时候，外祖父经常在家中接待印度客人，在大人的谈话中，孩子们能听到梵语以及当代印度的各种语言，这在年幼的心灵中勾勒出广阔、开放、多彩的世界轮廓。1911年，黑塞前往东方旅行，他的目的地本来是印度次大陆，但由于费用有限，加之严重腹泻，他在游历完东南亚和锡兰之后便返回了。黑塞在《通往印度次大陆》中记述，他在东方人身上发现了一种谦逊、温良、宽厚的品质，这恰恰是崇尚唯理智论和个人主义的西欧人所匮乏的。同时，旅行中印度人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反倒是东南亚的华人让他惊叹不已。“到处都是中国人，他们是隐秘的东方统治者，到处都是中国商店”，他们让街道上充满了“一种紧张忙碌、色彩缤纷的生命力”，“对于中国人只能用‘很了不起’来形容”。他对东方的兴趣由此也更多转向中国文化。

1917年，黑塞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欧洲也不是我的理想了——只要人们还在欧洲的领导下互相残杀……只相信地球上灵魂的王国，这是每一个民族都能参与、进入的王国，亚洲可以说是这灵魂王国最高尚的体现。”到了蒙塔诺拉后，他开始创作《悉达多》，并陆续将小说的片段第一时间寄给罗兰，可以说，他和罗兰的友谊正是建立在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的视野之上，他也相信罗兰能理解蕴含在小说中的价值取向。他还谈到自己在潜心阅读《老子》并认为卫礼贤的译本最为出色。

《悉达多》手稿

悉达多在历经一生的追求后悟到，痛苦与欢乐、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存在，必然要经历堕落、贪欲、绝望才能学会如何抵御它们，才能学会如何热爱真实而非臆想出来的世界，因此“一切的存在皆为至善”。这种万事万物的圆融、饱满与统一便是来自老子的思想。1922年，黑塞在致茨威格的信中说：“我的圣人穿着印度外衣，他的智慧却是更加接近老子的。”两极思想之间的动态交融，正是他从老子的泉水里所吸取的甘露。1926年，黑塞更是在致卫礼贤的信中热情感谢他的翻译工作，“在数年的印度导向后，中国文化思想对我形成了最重要的导向。”

悉达多所凝视的深渊无疑与黑塞在现实社会中感受到的生存危机遥相呼应，而悉达多的证悟也表明，黑塞确实在古典东方的哲学理念中找寻到了精神慰藉和价值依托，中国文化也在他此后更为长久的创作生涯中不断产生回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黑塞认为东西方文化有实质上的高下之分。1923年，他在致贝尔特丽·卡佩勒的信中说：“世上仅仅存在一种真理，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个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在黑塞看来，这种“真理”亦即“生命的本质”，无论《新约》，还是老子、佛陀、《奥义书》，都是不同民族通向这个本质的不同形式，他也曾通过更加现代的途径，在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寻找这个本质。而他之所以更加青睐东方的途径，只是因为厌恶西方文化所表现出的自以为能够垄断一切的傲慢。

跨越文明边界、实现文化交融是黑塞毕生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帮助他超越单一文明的视角，在作品中探索更加广阔的人类处境。1960年，耄耋之年的黑塞得知，同样热爱东方文化的表弟威廉·贡德特将宋代禅宗著作《碧岩录》选译为德文，这位澄静淡泊的老人向威廉写了一封格外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再次提到影响他一生的外祖父，黑塞相信，外祖父如果听闻威廉新作出版的消息，定然会像得知《悉达多》在印度以马拉雅拉姆语出版时那样，“带着满足与认同在美髯后笑起来”。

叁 无所求的艺术

在写作以外，黑塞将最多的精力投入了绘画。1917年，他向友人费利克斯·布劳恩写道：“在这有时无法忍受的困顿中，我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我做了平生从未做过的事，开始素描，开始画画……文学几乎已经无法赐给我安慰了。”到了蒙塔诺拉后，瑞士山村的优美风光也激发起他更多的绘画灵感，他向姐姐阿德勒描述自己的生活就是“白天画画，晚上写作”，他的画笔下出现了提契诺的房子、植物、云朵、天空，这些画作大多色彩明净，线条和构图包含童趣。对黑塞而言，绘画不仅仅是对风景的观察和重现，更倾注了对自然的爱，宛如一个身心俱疲的孩子在与母亲的对视中重新获得纯真。

黑塞水彩画《提契诺的房子和葡萄藤》

从1920年初的几封通信看，搬到蒙塔诺拉后，由于德国和瑞士之间的汇率差，黑塞的稿费收入大幅缩减，生活十分窘迫，他一度希望能通过售卖画作获得一些收入，并在巴塞尔举办了一次小型画展。不过，展览结束时只卖出了一张小小的素描。黑塞并不为此沮丧，因为“评论以及一些青年艺术家懂得我的画，他们感到喜悦”。他对绘画的态度是全心投入而不求回报，不在乎是否能带来现实的价值，只是将其视作通过潜入艺术世界获得精神慰藉的新途径。如果有人能通过画作达成对他的理解，也会让这颗苦闷的心如沐甘霖。

事实上，无论写作还是绘画，黑塞都抱有同等的严肃态度。他在写给友人约瑟夫·伯恩哈德·朗的信中自陈：“从事艺术工作，真正写作或画画，必须全心全意去做，燃烧自己，不能夹杂其他事情。”这与他1930年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遥相呼应，黑塞认为，诗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可以自由随性，内在所需要的却是“那种忠于自我、那种对自然的敬畏、那种做好为一种任务做出不同寻常投入的准备，以及那种对自己从不满意、为了一个句子再三琢磨、为了结构好的诗行而彻夜不眠的责任心”。

但黑塞并不将艺术的神圣光环赋予艺术家本人。他认为，作为创作者，艺术家将作品呈现出来是履行天职，并不能凭借对艺术的付出与牺牲而具有额外的、更加优越的权力，或将艺术作为道德豁免的借口。1921年，他在致特奥·文格尔的信中坦陈心迹，“我对自己的严格超过一般人，我也不认为我比别人更有价值，不把自己作为指路人或重要的思想者”。这不仅仅是黑塞的个人道德或艺术原则，也和他的人文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审美、生命力和个人品格的歌德时代已然远去，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战争只是毁灭的缩影，余下的则是社会的喧嚣、思想的潦草和标准的下降，但黑塞不愿屈服，他以谦卑的态度对待艺术，彰显了自己在时代症候前的价值选择。

创作者唯有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才能走向完满的艺术。正是通过这种近乎虔诚、孜孜不倦的坚守，黑塞在1920年代后期完成了重要代表作《荒原狼》，主人公在人性与狼性、高贵与平庸、精神与欲望之间的挣扎折射出一代人在价值十字路口的焦灼。这部被黑塞在写作过程中称为“最艰难、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小说不仅是黑塞书写的里程碑，也见证逐渐走出危机的黑塞拥有了更加成熟、强大的思想筋骨。黑塞在致罗尔夫·康拉德的信中自道，《荒原狼》的核心不是绝望和文化没落，“它是关于永恒的：关于莫扎特，关于不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托马斯·曼说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他对高尚自我的忠诚、对精神王国的求索，正是失落的古典人文理想的现代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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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罗曼·罗兰

1921年11月8日，蒙塔诺拉

亲爱的罗曼·罗兰:

感谢您来自维勒讷沃的问候·很高兴知道您如今在瑞士有了个能随时下榻的地方。衷心祝愿这对您的健康有益。

随这封信附上我献给您的一个断篇（即《悉达多》的第一部分，编者注），我没有您的地址，所以没能早点寄给您。请您好意收下。现在我们聊一下您说的问题。您听说我在这儿跟马尔德斯泰格一起做报纸，那纯粹是个讹传，其来源我也说不清楚。真实情况是，马尔德斯泰格是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一位主任，他经常到蒙塔诺拉来，但并非为我而来。我跟他只不过略微相识而已。

不过我倒是出版了点完全与报刊无关的东西（指1920年出版的画家的诗，编者注），说不定您已经听说过。在这儿附上一份说明，作为一个有趣的小玩意儿。

现在说说老子。多少年来，他对于我来说是最有智慧、最能给予我慰藉的人物。“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智慧的完美化身。老子那本薄薄的书有好几种德译本，乌拉的译本诗意浓厚，比较自由，克拉本的翻译更为自由，文字更美，但完全脱离了原意。接近原文的好译本我可以推荐两种:卫礼贤(耶拿的迪德里希出版社)和尤利乌斯·格里尔(图宾根的I.C.B.莫尔出版社)。卫礼贤的翻译，我认为是最出色的。

十多年来，卫礼贤在耶拿的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了十多种中国经典著作，非常值得推荐。全是卫礼贤本人的译本。至今有《老子》《列子》《论语》《庄子》《孟子》等等。卫礼贤常年居住在中国，我从我表弟那儿知道不少他个人的事，我表弟在日本待了十四年，在那儿教书，与我有深厚的友谊。

至于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讲述。我的日子不好过，最近一个愿望是在瑞士找到避难所，可以安静地写作，其他的就是可以多出去旅行。我想在瑞士找个可以糊口的工作，可惜没能做到。

亲爱的尊敬的朋友，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在瑞士重逢。假若你有一天到这儿来，你会发现我还处在同样的状态中:作为隐士住在蒙塔诺拉，我离婚的事还没有办成，孩子们一个在他母亲那儿，两个在朋友那儿。

提契诺的秋天无比美妙·到前天为止，只需要晚上在壁炉里生一次火取暖。有些日子，天空似水晶般湛蓝明亮。花园里满是玫瑰。

问候您。

（本文选自《黑塞书信集》，谢莹莹王滨滨 巩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责编：孙小宁